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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地王,你怎麼還這麼香?
香港再現“54萬商辦地王”
內地樓市調控升級,香港商辦地王卻橫空出世,與內地樓市呈現冰火兩重天——位於香港中區美利道的商業用地被恒基兆業以最高價232.8億港元(約合人民幣205.8億元)拿下,折合樓板價港幣54萬/平方米,約合48萬人民幣/平方米。
無論單價、總地價均刷新瞭香港土地價格的新紀錄。同時土拍的另一幅住宅用地——新九龍內的住宅用地,以最高價72.3億港元(約合人民幣63.9億元)被合景泰汽車音響改電容富(01813)、龍湖地產(00960)收入囊中,樓板價為約合人民幣123,419元/平方米。
與商辦地王相比,新九龍宅地相形低調,但要知道去年內地的單價地王是上海靜安區中興路一住宅地塊,樓板價10萬元人民幣左右。香港隨便拍一塊地,便立刻秒殺內地一切地王。
香港,真是“寸土寸金”?
香港一直以來都締造著高房價神話。根據房產公司KnightFrank和DouglasElliman聯合發佈的《2016年財富報告》,全球房價最貴的十個城市依次是摩納哥、香港、倫敦、紐約、悉尼、日內瓦、新加坡、上海、巴黎和北京。香港位居第二!
無論是香港全島60%的山地地形,還是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,以及香港保障房制度,都使得香港城市用地緊張稀缺,再配合李嘉誠的名言“地段,地段,地段”,更令普通看客以為香港“寸土寸金”,地價高昂很正常。
然而,山地地形並非香港獨有,比如舊金山也是山地。三面環水,一面坐山。擁有金門大橋、漁人碼頭和矽谷小鎮。其市區也是典型丘陵地貌,並且還位於加州主要地震帶,城內山坡眾多且陡峭,甚至有很多直上直下的街道。地形,不是“稀缺”的原因,同樣重慶、南京都多有山地,但仍有大量建築都依山而建。
即便在平地較少的土地現實面前,香港的土地用途管制卻十分嚴格:截至2005年,香港有23個郊野公園,6個自然保護區,5個海洋公園和海岸保護區。郊野公園是香港政府根據1976年《郊野公園條例》,以讓廣大市民享受郊野康樂和保護自然之名而建的。由最初3個郊野公園,增至23個。占據整個香港近四成的土地。
與公園用地形成鮮明對比的,卻是住地的緊張,伴隨而來的是容積率的放開管制。
容積率就是地面總建築面積與用地面積的比率。對於住戶來說,容積率直接涉及到建築戶型的通風、采光與居住舒適度。同樣地少人多的新加坡,容積率普遍在2-3,而長三角核心城市城區住宅容積率一般在3左右,但與中國香港動輒8倍的容積率相比,中國內地房子實在住得太舒服瞭。
高容積率的背景下是得房率的極低,戶型的極小與扭曲。李嘉誠曾在2014年推出18平方米的極小公寓,總價200萬人民幣,據稱是當時香港最便宜的房子。此戶型得房率僅為50%,實際使用面積不到10平米。在這樣的空間中,安放的單人床尺寸也隻汽車音響電容推薦能0.9米。偌大香港,放不下國傢標準的一張1.2米單人床。
筆者在工作中曾接觸過一位香港開發商,在杭州操盤項目,驚嘆浙江住宅產品力強大。開發商不得不動足腦筋“偷面積”。他曾笑談,“在香港根本就沒什麼房型,有房子就不錯啦!”當他們以這種傲慢之心進軍浙江之時,第一個項目便遭遇滑鐵盧,以至在後續拿地中不得不謹慎研究產品。
高容積率讓單位土地收益最大化,增加瞭賣地收益。而高拋低壓的供地政策更讓政府成為香港樓市最大受益者。1984年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中曾規定在1985年到1997年過渡期間港英政府每年拍地隻可批50公頃。這個政策是特殊時期內的權宜之計。
2000年至2013年十幾年間,香港住宅用地僅增加瞭9平方公裡,比2013年上海一年的住房用地供應還要少100公頃,平均每年也僅增加70公頃,僅僅是上海一年供應的1/14。70公頃是什麼概念?僅為70萬方占地,即使按照香港7-8倍的容積率換算,也就500多萬方總建面積,放長三角哪個二線城市,不到半年就去化完瞭。
土地供應的緊缺不僅影響瞭新房供應,更重要的是造成土地“稀缺”的景象,影響瞭買房者對未來房價的預期。
那麼多公住房,為什麼還要買房?
最被內地羨慕的是香港有公住房。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網站的數據,2011年香港共有傢庭236萬戶,戶均人口3人,全港總人口710萬人,其中有110萬戶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,占全港傢庭的47%。然而居住空間卻並不理想。
人均十平米的公住房,且70%聚集在新市鎮。由於人口增長,香港歷史上每隔十年都有一個到幾個新市鎮被開發出來,平均容納30-40萬人口。然而,港人對新市鎮卻並不感冒,寧可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,也不願居住在新市鎮。因為香港以金融、旅遊、服務業為主,工作都聚集在人多密集的中心地段。新市鎮雖有公住房,但沒有充分的就業機會。而且衣食住行等生活成本高昂,電力、煤氣、巴士、渡輪等公建配套都幾乎被“六大傢族”壟斷。因此新市鎮逐漸淪為中低收入的聚集區,相應的是配套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缺失;而九龍、觀塘、荃灣、沙田則成為香港中產聚集區;港島中心則為典型富人區。(資料來源於:陳友華等《香港房地產神話》)
公屋雖然確保瞭中低收入者的基本居住,但遭遇地段隔離後,貧富階層也開始固化不流通。香港在近10年基尼系數一直處於0.5或以上水平,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。
公屋制度確保的是中低收入,少數富人階層也不缺房子。下無托底,上無通路,隻能咬牙買房的還是“中慘階級”。
土地財政、強有力的政府幹預,內地房地產市場與計劃結合的制度設計就是師從香港。從當年董建華的“八萬五計劃”,到SARS期間的“救市九招”,其彪悍作風與如今內地調控不相上下。
讓我們慶幸的是,目前內地還沒形成“六大傢族”式的高度壟斷。中央反腐,也打破瞭一系列“權力尋租”。內地“中慘”所擔憂的“階層固化”,和香港相比微不足道,隻要還處在尚能拆遷致富的城市化征途上,階層就沒有完全固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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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再現“54萬商辦地王”
內地樓市調控升級,香港商辦地王卻橫空出世,與內地樓市呈現冰火兩重天——位於香港中區美利道的商業用地被恒基兆業以最高價232.8億港元(約合人民幣205.8億元)拿下,折合樓板價港幣54萬/平方米,約合48萬人民幣/平方米。
無論單價、總地價均刷新瞭香港土地價格的新紀錄。同時土拍的另一幅住宅用地——新九龍內的住宅用地,以最高價72.3億港元(約合人民幣63.9億元)被合景泰汽車音響改電容富(01813)、龍湖地產(00960)收入囊中,樓板價為約合人民幣123,419元/平方米。
與商辦地王相比,新九龍宅地相形低調,但要知道去年內地的單價地王是上海靜安區中興路一住宅地塊,樓板價10萬元人民幣左右。香港隨便拍一塊地,便立刻秒殺內地一切地王。
香港,真是“寸土寸金”?
香港一直以來都締造著高房價神話。根據房產公司KnightFrank和DouglasElliman聯合發佈的《2016年財富報告》,全球房價最貴的十個城市依次是摩納哥、香港、倫敦、紐約、悉尼、日內瓦、新加坡、上海、巴黎和北京。香港位居第二!
無論是香港全島60%的山地地形,還是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,以及香港保障房制度,都使得香港城市用地緊張稀缺,再配合李嘉誠的名言“地段,地段,地段”,更令普通看客以為香港“寸土寸金”,地價高昂很正常。
然而,山地地形並非香港獨有,比如舊金山也是山地。三面環水,一面坐山。擁有金門大橋、漁人碼頭和矽谷小鎮。其市區也是典型丘陵地貌,並且還位於加州主要地震帶,城內山坡眾多且陡峭,甚至有很多直上直下的街道。地形,不是“稀缺”的原因,同樣重慶、南京都多有山地,但仍有大量建築都依山而建。
即便在平地較少的土地現實面前,香港的土地用途管制卻十分嚴格:截至2005年,香港有23個郊野公園,6個自然保護區,5個海洋公園和海岸保護區。郊野公園是香港政府根據1976年《郊野公園條例》,以讓廣大市民享受郊野康樂和保護自然之名而建的。由最初3個郊野公園,增至23個。占據整個香港近四成的土地。
與公園用地形成鮮明對比的,卻是住地的緊張,伴隨而來的是容積率的放開管制。
容積率就是地面總建築面積與用地面積的比率。對於住戶來說,容積率直接涉及到建築戶型的通風、采光與居住舒適度。同樣地少人多的新加坡,容積率普遍在2-3,而長三角核心城市城區住宅容積率一般在3左右,但與中國香港動輒8倍的容積率相比,中國內地房子實在住得太舒服瞭。
高容積率的背景下是得房率的極低,戶型的極小與扭曲。李嘉誠曾在2014年推出18平方米的極小公寓,總價200萬人民幣,據稱是當時香港最便宜的房子。此戶型得房率僅為50%,實際使用面積不到10平米。在這樣的空間中,安放的單人床尺寸也隻汽車音響電容推薦能0.9米。偌大香港,放不下國傢標準的一張1.2米單人床。
筆者在工作中曾接觸過一位香港開發商,在杭州操盤項目,驚嘆浙江住宅產品力強大。開發商不得不動足腦筋“偷面積”。他曾笑談,“在香港根本就沒什麼房型,有房子就不錯啦!”當他們以這種傲慢之心進軍浙江之時,第一個項目便遭遇滑鐵盧,以至在後續拿地中不得不謹慎研究產品。
高容積率讓單位土地收益最大化,增加瞭賣地收益。而高拋低壓的供地政策更讓政府成為香港樓市最大受益者。1984年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中曾規定在1985年到1997年過渡期間港英政府每年拍地隻可批50公頃。這個政策是特殊時期內的權宜之計。
2000年至2013年十幾年間,香港住宅用地僅增加瞭9平方公裡,比2013年上海一年的住房用地供應還要少100公頃,平均每年也僅增加70公頃,僅僅是上海一年供應的1/14。70公頃是什麼概念?僅為70萬方占地,即使按照香港7-8倍的容積率換算,也就500多萬方總建面積,放長三角哪個二線城市,不到半年就去化完瞭。
土地供應的緊缺不僅影響瞭新房供應,更重要的是造成土地“稀缺”的景象,影響瞭買房者對未來房價的預期。
那麼多公住房,為什麼還要買房?
最被內地羨慕的是香港有公住房。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網站的數據,2011年香港共有傢庭236萬戶,戶均人口3人,全港總人口710萬人,其中有110萬戶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,占全港傢庭的47%。然而居住空間卻並不理想。
人均十平米的公住房,且70%聚集在新市鎮。由於人口增長,香港歷史上每隔十年都有一個到幾個新市鎮被開發出來,平均容納30-40萬人口。然而,港人對新市鎮卻並不感冒,寧可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,也不願居住在新市鎮。因為香港以金融、旅遊、服務業為主,工作都聚集在人多密集的中心地段。新市鎮雖有公住房,但沒有充分的就業機會。而且衣食住行等生活成本高昂,電力、煤氣、巴士、渡輪等公建配套都幾乎被“六大傢族”壟斷。因此新市鎮逐漸淪為中低收入的聚集區,相應的是配套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缺失;而九龍、觀塘、荃灣、沙田則成為香港中產聚集區;港島中心則為典型富人區。(資料來源於:陳友華等《香港房地產神話》)
公屋雖然確保瞭中低收入者的基本居住,但遭遇地段隔離後,貧富階層也開始固化不流通。香港在近10年基尼系數一直處於0.5或以上水平,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。
公屋制度確保的是中低收入,少數富人階層也不缺房子。下無托底,上無通路,隻能咬牙買房的還是“中慘階級”。
土地財政、強有力的政府幹預,內地房地產市場與計劃結合的制度設計就是師從香港。從當年董建華的“八萬五計劃”,到SARS期間的“救市九招”,其彪悍作風與如今內地調控不相上下。
讓我們慶幸的是,目前內地還沒形成“六大傢族”式的高度壟斷。中央反腐,也打破瞭一系列“權力尋租”。內地“中慘”所擔憂的“階層固化”,和香港相比微不足道,隻要還處在尚能拆遷致富的城市化征途上,階層就沒有完全固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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