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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煙分離機滴滴出海記
虎嗅註:AI財經社(ID:aicjnews),原文標題《滴滴出海與全球反Uber聯盟》,作者:吳倩男,編輯:趙艷秋。
9月7日晚, 滴滴創始人兼CEO程維出現在北京一傢餐館,和他一起的還有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的聯合創始人陳炳耀(Anthony Tan)、印度打車軟件Ola的聯合創始人Pranay Jirvrajka、歐非地區打車軟件Taxify的聯合創始人 Marcus Villig和Martin Villig、中東北非地區打車軟件Careem的創始人Magnus Olsson。
餐桌上的各傢打車軟件,因為滴滴的投資而形成一種聯盟關系,有人把他們稱為“全球反Uber聯盟”。
隨著與Uber中國合並,Uber撤離中國市場,滴滴似乎成為行業模仿和借鑒的對象:陳炳耀曾向Grab團隊發出號召:“這是我們的傢園。中國兄弟可以做到的,我們也可以!”
在這個晚餐之前,滴滴在公司內為這些全球夥伴專門安排瞭技術演示。會議室現場坐滿瞭各傢公司帶來的工程師,場面火爆到讓Ola、Taxify和Grab的三位創始人,集體擠在過道上,站著聽完瞭講解。
對滴滴而言,通過資本紐帶和技術輸出,跟合作夥伴形成聯盟關系,從而實現溫和的國際擴張,這與Uber直接深入當地拓展市場的做派截然相反。不過,隨著國際事業部的成立,滴滴開始改變它的海外擴張模式,在當地派出團隊親自參戰,並加快瞭參與的步伐。
拿下巴西:驗證新出海模式
滴滴對海外市場的態度發生轉變是在去年的10月。柳青在一周之內連續兩次表態“要到全球市場去”。在那之前,滴滴說的都是與合作夥伴合作,讓用戶在海外可以用滴滴直接叫到別的平臺的車。比如中國用戶到瞭美國,可以直接在滴滴裡叫到當地專車服務 Lyft 的車。
在去年11月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演講中,程維說:“Uber 離開中國不是因為政府的保護,是因為市場拼殺的結果。滴滴在主場的比賽已經結束瞭,下一步我們要去客場試一試。”
今年2月底,滴滴國際化事業部成立,由朱景士負責。朱景士曾經擔任高盛亞太區執行董事,2014 年下半年,朱景士跟隨柳青從高盛加入滴滴,滴滴因此成立瞭戰略投資部。在滴滴的兩年時間裡,朱負責的就是融資事宜,曾在 30 天內主導瞭滴滴 30 億美金的融資。程維在 2015 年的年會上專門說,那“破瞭全世界所有未上市公司融資的記錄”。
滴滴把客場的第一戰放在巴西。
在成立國際化事業部前1個月,滴滴宣佈入股巴西打車軟件99。早在2015年,滴滴便入股美國打車軟件Lyft、印度打車軟件Ola和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,但這次與之前的合作有所不同:滴滴第一次加入對方董事會,參與早輪的融資階段(C輪融資),並且第一次派團隊進入到巴西。
巴西尚處於共享出行的起步階段。圖為2017年7月,出租車司機示威抗議打車軟件公司。@視覺中國
滴滴方面並未公佈這次入股金額和滴滴的持股比例。依據路透社的報道,這次投資超過1億美元。根據投資條款,滴滴有權提名一人進入99董事會。
AI財經社瞭解到,目前在巴西的滴滴員工有近百人,主要涉及技術和市場推廣兩方面。雖然並未透露開發的技術細節,但滴滴曾為Grab開發過拼車等特色業務。
帶隊進入巴西的,是滴滴副總裁顧濤。關於顧濤的公開資料寥寥。AI財經社瞭解到,加入滴滴之前,顧濤在聯想工作近10年,曾負責過ThinkPad和聯想手機的全球運營,有國際團隊管理和國際產品推廣經驗。
滴滴試圖通過拿下巴西,來印證“輸出資本+技術+人員”這套出海模式行得通。
為什麼第一站選擇巴西?程維給出的說法是,中國和巴西同為全球矚目的新興市場,經濟轉型和城鎮化大趨勢為共享出行行業帶來巨大發展機遇。
根據社交媒體營銷公司WeAreSocial去年1月發佈的數據,巴西是世界上PC和移動互聯網使用強度最高的國傢,平均每人每天使用強度5.2小時。另一份來自Statista的數據則顯示,巴西2016年智能機預計滲透率為43.3%,高於另外兩大新興市場——印度和印尼。
但99能承擔滴滴的外擴野心嗎?按照99和滴滴披露的資料,2012年誕生的99是巴西“最大的本地打車軟件公司”,擁有超過14萬名註冊司機和超過1000萬名下載用戶(巴西人口2.06億)。但巴西的打車市場尚處於起步階段,類似2013年時中國市場的數傢混戰時期。99受到以出租車為主的Easytaxi、Wappa和Váde Táxi,以及主打私傢車的Uber和Cabify等的圍追堵截。尤其是Easytaxi,對99緊咬不放。
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,滴滴原計劃是將Easytaxi與99合並,再投資合並後的公司,兩傢公司負責人甚至都在去年8月飛到北京談判,但恰逢當時滴滴收購Uber中國而擱置。
出海前戰:牽制Uber
除瞭巴西市場,滴滴正在加快其他地區的國際化步伐。7月24日,它與軟銀聯合領投 20 億美元,再度入主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;8月1日,它入股歐洲共享出行公司Taxify;8月8日,它與中東北非地區移動出行平臺Careem達成戰略夥伴關系。短短1個月內,接連入股3傢。
AI財經社將滴滴國際業務的拓展分為兩個階段:2015年下半年開始和2017年1月之後。如上文所述,今年開始,滴滴國際化正式拉開序幕,這一階段特點是:輸出資本+技術+人員。而2015年的那一階段可以稱之為“出海前戰”。
時間拉回到2015年。這一年,滴滴的巨額融資與國際擴展計劃基本上同時進行。6月22日,啟動新一輪融資計劃,到6月29號,滴滴投資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Taxi的消息也不脛而走。緊接著,兩個月內,滴滴迅速參投瞭Ola和Lyft。前者為印度最大的打車軟件,後者為Uber在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。
打通跨境運營平臺,是滴滴這一階段國際合作的最大亮點。舉例來說,用Lyft的美國用戶,到中國後無須下載滴滴APP,通過Lyft就能叫到滴滴平臺上的車。反之亦然,滴滴的用戶,到美國也能通過滴滴叫到Lyft上的車。
滴滴當時之所以這麼做,是為瞭四方聯手,在全球對Uber造成威脅。2015年下半年,正逢滴滴與Uber在中國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。Uber已經把中國市場的業務搬到中國境內服務器上運行,並在中國成立瞭其唯一一個美國以外的獨立公司——上海霧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。Uber在中國華南區、北西區和華中區三大區架構搭建設立完畢後,時任首席戰略官的柳甄開始頻頻對外發聲;Uber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從當年年初的2%一路飆升到30%,上海、成都等城市出現市場份額反超滴滴的情況。
在這一背景下,滴滴除瞭守住國內戰場,也需要在國際上對Uber進行牽制。
“我們想瞭一招,與其用1億美元在中國市場做防禦,不如拿1億美元扔在美國市場。1億美金扔在中國市場,看都看不見,扔在紐約,就會產生很關鍵的作用,即使不能完全擊退對手,也能起到一個威懾的作用。”滴滴早期投資人王剛在一次公開活動中說道, “我們就找瞭Lyft,兄弟,我拿錢給你燒,你和Uber開戰怎麼樣?所以,我們看到今天Lyft在美國市場份額占瞭25%,這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事情瞭。這件事情對於Uber來說是很難過的,你怎麼斷掉這根魚刺呢?”
這件事對當時的滴滴隻是權宜之計,但隨著與Lyft、Grab等的“全球反Uber聯盟”成立,就擾亂瞭Uber的後方戰局。王剛將Uber在全球市場遭遇的壓力視為滴滴與Uber中國合並的一個重要因素。
困難重廚房油煙處理重但不得不走
一面是“全球反Uber聯盟”的擴張,一面是Uber全球戰線的收縮。
自從2016年退出中國市場後,Uber在東南亞市場考慮把業務出售給Grab,在東歐則退出俄羅斯市場,在西歐其服務在法國及意大利被政府喊停。由此,Uber正從一個全球化公司淪為偏安北美一隅的區域公司,其留下的空白市場正是滴滴出海千載難逢的良機。
而在國內,隨著滴滴與Uber中國的合並完成,它所面臨的問題從競爭轉變為瞭政策約束。在京滬兩地,專車政策除瞭對車輛、車型和車牌進行限制之外,對車輛軸距、司機戶籍都有明確規定。車輛供應驟減、網約車車費提高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。
由於滴滴專車業務將被套上政策腳鐐,快車業務也面臨增長停滯,估值虛高的質疑隨之而來。要守住500億美元的估值,滴滴必須發掘更具潛力的業務,國際拓展無疑是個好故事。中國互聯網公司進一步挖掘市場,無非兩條路——拓展海外或者渠道下沉至四五線城市甚至鄉鎮農村。
專車、租車業務不適合鄉鎮營業用抽油煙機農村及經濟不發達的區域。相較於下鄉,國際業務更具潛力,更能引人遐想。
國際化對滴滴而言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,但它困難重重。
滴滴之前的出海結盟方式存在不穩定性。在與Uber中國合並之後,滴滴與Uber相互持股,且程維和Travis Kalanick分別進入對方的董事會。這種關系使得滴滴與同盟軍的合作有些尷尬。Lyft發言人Alecandra LaManna曾公開表示:“將評估與滴滴的合作夥伴關系。”這或者將導致滴滴與lyft難以共享敏感關鍵數據。僅僅依靠資本佈局結成的合縱戰略體系,往往極其不穩固。隨著時間推移及出現的利益沖突,存在分崩離析的可能。
滴滴總裁柳青曾公開回應稱,滴滴會評估應該進軍哪些新市場,既有可能與當地現有的專車公司合作,也有可能與之競爭。如果滴滴認為當地的企業實力不夠強大,便有可能與之競爭。也就是說,滴滴可能不僅僅通過各種嫁接形式來進入海外市場,也將會采取和Uber相似的做法,直接進入當地市場提供打車服務。
但一旦親力親為地去海外開疆辟土,如何適應當地政策,並要與當地對手直面競爭,這些曾經考驗過Uber的問題就需要滴滴來一一面對瞭。
AI財經社(ID:Economic-Weekly)權威專業的財經資訊,豐富飽滿的深度商業報道。專註未來,以及更好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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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嗅註:AI財經社(ID:aicjnews),原文標題《滴滴出海與全球反Uber聯盟》,作者:吳倩男,編輯:趙艷秋。
9月7日晚, 滴滴創始人兼CEO程維出現在北京一傢餐館,和他一起的還有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的聯合創始人陳炳耀(Anthony Tan)、印度打車軟件Ola的聯合創始人Pranay Jirvrajka、歐非地區打車軟件Taxify的聯合創始人 Marcus Villig和Martin Villig、中東北非地區打車軟件Careem的創始人Magnus Olsson。
餐桌上的各傢打車軟件,因為滴滴的投資而形成一種聯盟關系,有人把他們稱為“全球反Uber聯盟”。
隨著與Uber中國合並,Uber撤離中國市場,滴滴似乎成為行業模仿和借鑒的對象:陳炳耀曾向Grab團隊發出號召:“這是我們的傢園。中國兄弟可以做到的,我們也可以!”
在這個晚餐之前,滴滴在公司內為這些全球夥伴專門安排瞭技術演示。會議室現場坐滿瞭各傢公司帶來的工程師,場面火爆到讓Ola、Taxify和Grab的三位創始人,集體擠在過道上,站著聽完瞭講解。
對滴滴而言,通過資本紐帶和技術輸出,跟合作夥伴形成聯盟關系,從而實現溫和的國際擴張,這與Uber直接深入當地拓展市場的做派截然相反。不過,隨著國際事業部的成立,滴滴開始改變它的海外擴張模式,在當地派出團隊親自參戰,並加快瞭參與的步伐。
拿下巴西:驗證新出海模式
滴滴對海外市場的態度發生轉變是在去年的10月。柳青在一周之內連續兩次表態“要到全球市場去”。在那之前,滴滴說的都是與合作夥伴合作,讓用戶在海外可以用滴滴直接叫到別的平臺的車。比如中國用戶到瞭美國,可以直接在滴滴裡叫到當地專車服務 Lyft 的車。
在去年11月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演講中,程維說:“Uber 離開中國不是因為政府的保護,是因為市場拼殺的結果。滴滴在主場的比賽已經結束瞭,下一步我們要去客場試一試。”
今年2月底,滴滴國際化事業部成立,由朱景士負責。朱景士曾經擔任高盛亞太區執行董事,2014 年下半年,朱景士跟隨柳青從高盛加入滴滴,滴滴因此成立瞭戰略投資部。在滴滴的兩年時間裡,朱負責的就是融資事宜,曾在 30 天內主導瞭滴滴 30 億美金的融資。程維在 2015 年的年會上專門說,那“破瞭全世界所有未上市公司融資的記錄”。
滴滴把客場的第一戰放在巴西。
在成立國際化事業部前1個月,滴滴宣佈入股巴西打車軟件99。早在2015年,滴滴便入股美國打車軟件Lyft、印度打車軟件Ola和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,但這次與之前的合作有所不同:滴滴第一次加入對方董事會,參與早輪的融資階段(C輪融資),並且第一次派團隊進入到巴西。
巴西尚處於共享出行的起步階段。圖為2017年7月,出租車司機示威抗議打車軟件公司。@視覺中國
滴滴方面並未公佈這次入股金額和滴滴的持股比例。依據路透社的報道,這次投資超過1億美元。根據投資條款,滴滴有權提名一人進入99董事會。
AI財經社瞭解到,目前在巴西的滴滴員工有近百人,主要涉及技術和市場推廣兩方面。雖然並未透露開發的技術細節,但滴滴曾為Grab開發過拼車等特色業務。
帶隊進入巴西的,是滴滴副總裁顧濤。關於顧濤的公開資料寥寥。AI財經社瞭解到,加入滴滴之前,顧濤在聯想工作近10年,曾負責過ThinkPad和聯想手機的全球運營,有國際團隊管理和國際產品推廣經驗。
滴滴試圖通過拿下巴西,來印證“輸出資本+技術+人員”這套出海模式行得通。
為什麼第一站選擇巴西?程維給出的說法是,中國和巴西同為全球矚目的新興市場,經濟轉型和城鎮化大趨勢為共享出行行業帶來巨大發展機遇。
根據社交媒體營銷公司WeAreSocial去年1月發佈的數據,巴西是世界上PC和移動互聯網使用強度最高的國傢,平均每人每天使用強度5.2小時。另一份來自Statista的數據則顯示,巴西2016年智能機預計滲透率為43.3%,高於另外兩大新興市場——印度和印尼。
但99能承擔滴滴的外擴野心嗎?按照99和滴滴披露的資料,2012年誕生的99是巴西“最大的本地打車軟件公司”,擁有超過14萬名註冊司機和超過1000萬名下載用戶(巴西人口2.06億)。但巴西的打車市場尚處於起步階段,類似2013年時中國市場的數傢混戰時期。99受到以出租車為主的Easytaxi、Wappa和Váde Táxi,以及主打私傢車的Uber和Cabify等的圍追堵截。尤其是Easytaxi,對99緊咬不放。
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,滴滴原計劃是將Easytaxi與99合並,再投資合並後的公司,兩傢公司負責人甚至都在去年8月飛到北京談判,但恰逢當時滴滴收購Uber中國而擱置。
出海前戰:牽制Uber
除瞭巴西市場,滴滴正在加快其他地區的國際化步伐。7月24日,它與軟銀聯合領投 20 億美元,再度入主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;8月1日,它入股歐洲共享出行公司Taxify;8月8日,它與中東北非地區移動出行平臺Careem達成戰略夥伴關系。短短1個月內,接連入股3傢。
AI財經社將滴滴國際業務的拓展分為兩個階段:2015年下半年開始和2017年1月之後。如上文所述,今年開始,滴滴國際化正式拉開序幕,這一階段特點是:輸出資本+技術+人員。而2015年的那一階段可以稱之為“出海前戰”。
時間拉回到2015年。這一年,滴滴的巨額融資與國際擴展計劃基本上同時進行。6月22日,啟動新一輪融資計劃,到6月29號,滴滴投資東南亞打車軟件GrabTaxi的消息也不脛而走。緊接著,兩個月內,滴滴迅速參投瞭Ola和Lyft。前者為印度最大的打車軟件,後者為Uber在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。
打通跨境運營平臺,是滴滴這一階段國際合作的最大亮點。舉例來說,用Lyft的美國用戶,到中國後無須下載滴滴APP,通過Lyft就能叫到滴滴平臺上的車。反之亦然,滴滴的用戶,到美國也能通過滴滴叫到Lyft上的車。
滴滴當時之所以這麼做,是為瞭四方聯手,在全球對Uber造成威脅。2015年下半年,正逢滴滴與Uber在中國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。Uber已經把中國市場的業務搬到中國境內服務器上運行,並在中國成立瞭其唯一一個美國以外的獨立公司——上海霧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。Uber在中國華南區、北西區和華中區三大區架構搭建設立完畢後,時任首席戰略官的柳甄開始頻頻對外發聲;Uber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從當年年初的2%一路飆升到30%,上海、成都等城市出現市場份額反超滴滴的情況。
在這一背景下,滴滴除瞭守住國內戰場,也需要在國際上對Uber進行牽制。
“我們想瞭一招,與其用1億美元在中國市場做防禦,不如拿1億美元扔在美國市場。1億美金扔在中國市場,看都看不見,扔在紐約,就會產生很關鍵的作用,即使不能完全擊退對手,也能起到一個威懾的作用。”滴滴早期投資人王剛在一次公開活動中說道, “我們就找瞭Lyft,兄弟,我拿錢給你燒,你和Uber開戰怎麼樣?所以,我們看到今天Lyft在美國市場份額占瞭25%,這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事情瞭。這件事情對於Uber來說是很難過的,你怎麼斷掉這根魚刺呢?”
這件事對當時的滴滴隻是權宜之計,但隨著與Lyft、Grab等的“全球反Uber聯盟”成立,就擾亂瞭Uber的後方戰局。王剛將Uber在全球市場遭遇的壓力視為滴滴與Uber中國合並的一個重要因素。
困難重廚房油煙處理重但不得不走
一面是“全球反Uber聯盟”的擴張,一面是Uber全球戰線的收縮。
自從2016年退出中國市場後,Uber在東南亞市場考慮把業務出售給Grab,在東歐則退出俄羅斯市場,在西歐其服務在法國及意大利被政府喊停。由此,Uber正從一個全球化公司淪為偏安北美一隅的區域公司,其留下的空白市場正是滴滴出海千載難逢的良機。
而在國內,隨著滴滴與Uber中國的合並完成,它所面臨的問題從競爭轉變為瞭政策約束。在京滬兩地,專車政策除瞭對車輛、車型和車牌進行限制之外,對車輛軸距、司機戶籍都有明確規定。車輛供應驟減、網約車車費提高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。
由於滴滴專車業務將被套上政策腳鐐,快車業務也面臨增長停滯,估值虛高的質疑隨之而來。要守住500億美元的估值,滴滴必須發掘更具潛力的業務,國際拓展無疑是個好故事。中國互聯網公司進一步挖掘市場,無非兩條路——拓展海外或者渠道下沉至四五線城市甚至鄉鎮農村。
專車、租車業務不適合鄉鎮營業用抽油煙機農村及經濟不發達的區域。相較於下鄉,國際業務更具潛力,更能引人遐想。
國際化對滴滴而言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,但它困難重重。
滴滴之前的出海結盟方式存在不穩定性。在與Uber中國合並之後,滴滴與Uber相互持股,且程維和Travis Kalanick分別進入對方的董事會。這種關系使得滴滴與同盟軍的合作有些尷尬。Lyft發言人Alecandra LaManna曾公開表示:“將評估與滴滴的合作夥伴關系。”這或者將導致滴滴與lyft難以共享敏感關鍵數據。僅僅依靠資本佈局結成的合縱戰略體系,往往極其不穩固。隨著時間推移及出現的利益沖突,存在分崩離析的可能。
滴滴總裁柳青曾公開回應稱,滴滴會評估應該進軍哪些新市場,既有可能與當地現有的專車公司合作,也有可能與之競爭。如果滴滴認為當地的企業實力不夠強大,便有可能與之競爭。也就是說,滴滴可能不僅僅通過各種嫁接形式來進入海外市場,也將會采取和Uber相似的做法,直接進入當地市場提供打車服務。
但一旦親力親為地去海外開疆辟土,如何適應當地政策,並要與當地對手直面競爭,這些曾經考驗過Uber的問題就需要滴滴來一一面對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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